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提出，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问题、人们对政府的社会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要求、公共政策、分配不公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到位等，要进行深入的理性分析。
樊纲认为，不平等的发展阶段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和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的阶段，由于体制原因，在我国这个阶段有可能拉长。缩小收入差距，的确需要政府补贴，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政府职能不能超越现有经济条件，政府须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努力提高效率，解决社会均衡问题；须集中有效的资源，去帮助社会最需要帮助的人群。
樊纲认为，在中国现阶段发展过程中，不平等因素在加剧，收入差距在拉大，而且短期内看不到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而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是因为腐败，因为权利分配不公平。
面对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寻找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学者、媒体、包括政府，要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理性思考，而不是情绪化的分析。
樊纲指出，由于忽视基于经济增长的社会平等和社会保障，对弱势群体的需求和诉求有所忽视、加上没有一套完整机制，政府做的事情比较少，解决的问题也确实比较少。要增加政府要做的事情，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当中，有学者提到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型。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增加政府支出。政府确实需要做一些事情，现在确实是需要学习去补这个课，扭转不公平格局。
为此，政府至少要做几件事情：为了经济的发展，建立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另外，还要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在宏观经济稳定中，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财政不出现大规模的赤字。因为大规模的透支和赤字会使货币贬值，产生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使企业不能发展，就业不能创造，最后是使不平等的现象固定化。
此外，政府还要搞社会保障。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要在有限的条件下，努力提高效率，并解决均衡问题，就必须集中有效的资源，去帮助社会最需要帮助的人群。
但是，我们要看到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不仅仅是政府要做的事情。政府补贴能够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既要关注社会差距的问题，要求政府多支出一点东西；又要注意经济条件的制约，政府如果花太多的钱，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就可能导致财政。这并不是无稽之谈。我们刚刚开始进入收入差距拉大的时期。在社会进入这个阶段后，社会紧张的诉求将会越来越大。学者的责任不是等事情发生以后才放“马后炮”，而应该在问题发生之前进行努力，避免一些问题的发生，使这个社会真正稳定、持续、和谐地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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