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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大部分为民营企业）已经出现了普遍的困难。当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又使得中国的出口遇到了问题。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民营企业的竞争力这样早地就开始丧失了？
　　中国民营企业遇到的困难与其面临的运营成本上升有关，其中各种政策性歧视和隐性税负大大地提高了企业的成本。中国的民营企业由于在信贷市场上受到政策性歧视，往往受经济周期的打击更大，因而过早地开始丧失其全球竞争力。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只是使得中国的民营企业雪上加霜而已。
　　从信贷约束的角度来讲，中国的民营企业很难从国有银行和资本市场上获得融资。中国的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的信贷比例也远远低于与我们处在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民营企业从银行得到信贷的比例只占其活动资本的12%，这个比例在印度尼西亚是24%，在菲律宾是28%。另外，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很难从中国的资本市场上获得融资，这也加剧了其融资的困难。融资难的问题不仅使中国的民营企业难以应对经济周期的负面冲击，而且也加大了其实现技术升级的难度（因为技术升级往往需要投入很高的固定成本）。
　　除了信贷歧视之外，在政策性歧视方面，如政府采购往往只对国有企业放开，而民营企业则难以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在税负方面，中国的民营企业长期以来难以获得外资企业享受的“二免一减”的税收优惠政策（这项政策直到最近才有所调整）。2005年《福布斯》发表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表明，中国内地的税负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次于法国，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地区。另外，在2007年发表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中国内地的税负仅次于法国和比利时，名列世界第三，仍然位居亚洲第一。
　　实际上，我们认为这还低估了中国的实际税负。因为还有两类隐性的税负并没有办法估算在内，如果将这两类隐性税负包括在内，中国民营企业的实际税负还要高。
　　第一类隐性税负是各种预算外和行政性收费以及非正常支付。世界银行2003年对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的调查，测度了给政府和监管部门送礼与行贿的费用占销售额的比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民营企业比例比较高的城市，其非正常支付也很高。
　　第二类隐性税负则更加“隐蔽”。由于中国要素市场（如土地、信贷等）的垄断及其改革的滞后，民营企业实际上向政府支付了过高的价格。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来看，中国下游企业（民营企业）是竞争性的，而上游的要素市场是非竞争性的（垄断或者寡头）。上游要素垄断者索取的高价中超出完全竞争市场上形成的价格的部分，实际上是下游民营企业支付的“隐性税收”。由于这些民营企业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竞争接近于完全竞争，因此利润率极低，而这种隐性税收在边际上极大地挫伤了民营企业的竞争力，使得它们过早地在全球的竞争中开始丧失竞争力。

　　另外，经济学的逻辑告诉我们，虽然某些税收名义上是向企业或者消费者征收的，实际上具体的税收归宿落到企业或者消费者身上的大小，却取决于相对的需求和供给弹性水平。如果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弹性相对于企业的供给弹性较高，那么即使税收（如消费税）是针对消费者来征收的，最终通过供给和需求的互动，大部分的实际税负也会转嫁到企业头上。这正是中国的民营企业目前所面临的困境，由于它们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面对的产品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而面临的需求曲线几乎是水平的，所以，税收归宿大部分落到了它们的头上。
　　综上所述，中国的民营企业面临着较高的显性税负、隐性税负和税收归宿，同时由于它们在信贷市场上受到信贷约束，所以它们在经济周期的面前显得极度脆弱。每次宏观调控，不少民营企业不易挺过；不受信贷约束的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却往往在宏观调控期大肆扩张，反而兼并了很多本来很有效率的民营企业，经济中出现了国有化的回潮，这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完全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