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骆玉明
《吕氏春秋》记载了一则故事。鲁国有一项政策：如果有鲁人在其他诸侯国沦为奴隶，本国人可以将其赎回来，并从政府那里领取所花费的金钱。子贡有一次从外面赎回了一些人，他是富豪，不在乎那些钱，或许也觉得计较那些钱有损于自己的清德，于是就推让不受。这本来可以理解为高尚的行为，却遭到孔子的批评。因为普通人并不像子贡那样有钱，让他们自己掏腰包赎人，政府给钱也不要，他们会感到为难，结果只能是视而不见。鲁国一项很好的政策，却因为子贡的“高风亮节”，在实质上遭到了破坏。而更严重的是，这还损害了鲁人的道德风俗，因为人们将逐渐习惯自己的冷漠。
孔子对子贡的批评，包含了一种既简单又深刻的思考：道德的价值，在于它能够维护某种公众利益，如果脱离实际去提高道德标准，将道德自身视为目的，其结果足以破坏道德存在的基础。中国几十年前很努力地宣扬“无私”的理念，“文革”中更是发展到戏剧化的程度，结果是人人演戏，可信的道德就在这种表演中消失了。
《论语》中有一段对话也值得一说。有位叶公告诉孔子：他的家乡有个做父亲的偷了别人的羊，儿子就去告发，大家都认为他很正直。孔子针锋相对地说：我们那里对正直的看法不是这样，我们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正直就在其中。对孔子的这段话历来有很多争议，现代更有人严厉批评这是以亲情破坏法制。但其实孔子的意见牵涉到法律与伦理的一些根本的问题。
在孔子看来，亲情是人类的天性，维护亲情也就是维护社会伦理的根本基础。父子之间、夫妻之间相互告发，其带来的伦理损害要远远大于偷羊之类错误行为所带来的伦理损害。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就是：“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行为……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却是风纪的泉源。”
当然，中国自古就有“大义灭亲”之说。问题是“大义”必须大到超过维护亲情的必要。所以孔子谈论“父子相隐”的道理，取的是“攮羊”这样的例子。你不能说孔子不反对偷羊，但这和“大义”毕竟还有很远的距离。“文革”中鼓励人们相互揭发，芝麻绿豆、扯皮撒谎皆往“大义”上靠，弄到夫妻在床上关了灯都不敢放胆胡说，这时想到“父子相隐”，就会明白它的道理了吧。
《史记•孔子世家》记述孔子经过蒲地去卫国都城，当地有公叔氏发动叛乱，阻止孔子去卫，意思大概是怕对自己有所不利。于是孔子和他们立下盟誓，答应离开蒲以后不去卫。结果才出东门，孔子就下令车子向卫驰去。子贡疑惑地问：这不是背盟了吗？孔子淡然一笑，洒脱得很：受要挟订下的盟誓，不管用的。用现代法律的概念来说，就是在不能表达本人真实意志的情况下签订的文书不具法律效力。
上面说的三件事，性质都有些不同，但都表现了孔子的一种性格特点、思想特点，就是不用极端的、偏执的态度来看待道德问题。我对孔子，不像有些人崇敬得那么厉害，但很喜欢他的温厚与看重常情常理，觉得他是一位好老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周作人曾经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议论，其中一点是健康的道德必须建立在正常的人情、人性的基础之上。回头看孔子，他没有背离这个道理，儒家理论，有许多是到了后来才演化得苛酷乃至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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