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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 广州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会名誉会长，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我是在1977年从黑龙江调到辽宁工作后，因为职务和工作的关系，才和小平同志有过直接的接触。之前，只是在一些场合见过小平同志，听他作报告。我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大概是在1939年冬或1940年初，听他作抗日战争中“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当时他才三十四五岁，留着小胡子，人很精神，讲话的声音热爱响亮。后来还听过他的几次报告，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第一次与小平同志接触大概是1978年。当时，《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看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动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时，恰好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我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对政治风险问题，我当时没有考虑太多，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拥护真理、捍卫真理，不能大声地讲出真理、宣传真理，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捍卫真理，还算什么共产党？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富起来”，但我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你别看这么一句话很简单，但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的极“左”思想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思想的束缚。为此，我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自由市场。那时候，我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对辽宁的报道很多。这可能使中央领导同志对当时辽宁省的工作，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我也向中央提议，也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

　　后来中央把我调到广东。小平同志和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万里、韦国清、姚依林、谷牧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接见了我和梁灵光，并都对广东的工作作了指示。

　　印象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对我和灵光同志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厦门、珠海、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你们休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再一个印象很深的是，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

　　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

　　他提出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我的理解就是一切要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相机办事。在政治上和总的政策上，一定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违背。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因地、因时、因情况制宜。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和地方的很多政策、规定很多都还是陈规腐制，要想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必须善于变通。我认为，中央给广东、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允许这两省在改革开放工作中，在执行某些政策规定时，有灵活“变通”的权力。特别在搞特区问题上，更是如此。不然叫什么特区呢？特区嘛，就是应该特殊点。

　　我在辽宁时就提倡“变通”，在广东更强调“变通”什么叫“变通”？“变通”就是依据不同情况，作非原则性的变动。就是说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把事情办通，甚至办得更好、毛主席所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邓小平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看也是这个意思。

　　“变通”绝非“变相”“变通”是因地制宜，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为人民办好事。所谓“变相”就是借口变通，为了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搞“是有政策，下有对策”，违反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