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十七世纪时期，西方企业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不仅取得了经济优势，也取得了道德优势，逐渐演化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所谓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克制消费欲望＋全力积累资本”。韦伯笔下的企业家，是一个将禁欲与谋利统一起来的独特群体。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将克勤克俭视为至高的品德，将财务追逐视为上帝赋予的天职。谋利是天职，是上帝的旨意，是有信仰之人应有的行为。表面上看，这是十分矛盾的现象，如若谋利不是为了享受，谋利干什么？奇怪！但是，西方企业家正是带着这种矛盾和奇怪的形象进入历史中心的。
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西方企业家的形象一点不奇怪，因为这样的行为最起码会有两个功能：一是有助于资本积累。别人在纵情消费中而衰败，自己在节俭中而积累。钱一定要生钱，不能胡乱花掉，这是资本积累精神的基石。二是有助于道德势能的提升。人类欲望无限，资源有限，因此一切无助于生产的消费行为，都会被视为不道德。拼命生产，同时严格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是取得社会道德认同和社会尊重的根本方法。西方企业家在其发展之初，通过积累资本取得了经济力量，同时通过禁欲行为取得了道德力量，显现出了一种十分纯粹的“发展型人格”力量。经济和道德这两种力量到手以后，他们就具有了改造和治理整个社会的前提。他们最终取得经济、道德、文化和政治上的全面成功，与他们前期的自我折磨风格是分不开的。中国人常说，有所忍必有所求，反过来，也可以说有所求必有所忍。西方企业家登上历史舞台，有一个艰苦创业，忍住消费的历史阶段。
与西方企业家相比，中国企业家从一开始，似乎就存在两个缺陷。第一个缺陷是，西方企业家的主流是在权力系统外生成出来的，带有极强的民间性色彩。他们是在与封建贵族的不断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官商色彩较淡，对贵族官僚的侵害总是保持着一种警惕。而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家是从权力资本转化过来的。他们将公共资产从计划系统中引向了市场，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谋利性资产。从经济发展上来看，这是盘活了存量，使死资产变成了活资产，增加了就业和税收。但从分配环节来看，就有人骂“强盗资本家”了。“原罪”这样的概念，不是企业家外的圈子发明的，是从企业家自己的圈子中出来的。中国企业家第二个缺陷是，他们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中国没有一个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的思想上的“新教”革命，中国企业家似乎缺少一个新教革命的“禁欲＋谋利”的合成阶段，从一开始就本能的成了“谋利＋纵欲”的合成。他们有发展经济的功劳，也有奢侈消费的罪过，比较纯粹的 “发展型人格”没有成为中国企业家的主流。老百姓看到的是他们奢侈纵欲的一面，这是对生产性资源的耗费，他们的道德势力和社会尊严也因此而提升不起来。
政治家生活俭朴，百姓就敬重。和尚克制欲望，就得到一种神圣感。真理其实最简单，企业家已具备增加财富的功劳，如果生活消费再简易自然一些，就会具有道德感召力，成为社会真正的主导力量。
从社会调查来看，中国老百姓最尊重的企业家，主要是知识型实业家，因为这类企业家身上正好有新教伦理那种“禁欲＋发展”的双重特征，是一种比较纯粹的 “发展型人格”。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习惯，使他们不会像粗俗的暴发户和强取豪夺的官商那样奢侈纵欲。知识型实业家，靠的是知识和科技在发展，在实实在在增加社会财富。他们消费少，生产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于其对经济资源的消耗，自然就受到社会的尊重。所以，仅是讨厌社会的仇富心理没有什么意义。人类的一些规则简单而普遍，西方企业家就是通过“克制消费欲望＋全力积累资本”走到统治平台上来的。
摘自：《经济导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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