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融资难与民间融资大量存在的现实，预示着我们的信贷市场还有开发的空间。
我着重讲小企业，因为我们国家“中企业”的概念非常大，几乎占到企业总数的98%。而且很多中型企业的贷款并不算太难，真正难的是小企业和微小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和农户。
小企业融资难有三个原因：
从小企业自身看，市场不稳定，管理不完善，使他们的财务报表不规范，甚至没有财务报表，信用风险比较高；从金融机构看，小企业贷款征信理成本都比较高，因而放贷积极性不高；从政策环境看，对小企业贷款的扶持政策还不够配套。
因此，从体制、机制创新来解破小企业融资难是根本途径。要从五个方面进行创新：
第一，贷款技术创新。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机构研究微小企业贷款的技术，核心就是要凭借信贷员的经验来编制可分析的企业报表，分析客户的现金流。他们的理念是发掘借款人的人力资本潜力和能带来现金收入的活动，这是微小企业贷款技术。这种技术和平常应用于大企业技术不一样，大企业有财务报表分析、信用评级、模型测算、审贷时要骨头里面挑剌找出风险点，但是对于微小企业贷款，更多要靠信贷员走街串巷，到企业去通过交谈等手段，发现企业未来的潜力——前两天刘明康主席谈到小企业融资经验中的三品和三表：人品、产品、抵押品，电表、水表和报关表。这是比较特殊的一项技术。
第二，贷款业绩评价制度创新。
用利率覆盖风险是小企业贷款商业可持续的前提，小企业有较高的失败率，因而对小企业贷款要有较高的风险容忍度和及时的核销制度，要有风险投资管理公司的那种理念。
微型贷款基本上是从小金额高利率——有的高达30%——开始，然后逐步放大金额，逐步降低利率水平，这个过程中的风险由高利率及时冲销。金融经营的就是风险，想要金融不出风险是不可能的，风险抵扣后利润水平的高低，这是考核微型贷款的一个标准。
第三，贷款组织方式的创新。
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可以由大银行专设部门办理，可以由社区型银行办理 (不出市经营的银行，我个人认为就可以叫做社区银行)，也可以由专门的贷款公司办理。
与独立的贷款公司相比，大银行独立部门这种“行内行”的人员成本和制度协调成本更高。对于社区银行来说，可以克服大银行做小业务的矛盾，但作为吸收存款的机构，要有一定规模才有利于抗风险，因而社区银行要是批的太多，或者是规模太小也不好，但是我个人认为社区银行应该是未来做小企业贷款业务的主体。
另外还有一种组织方式，就是只贷不存的贷款公司，是独立承担风险的贷款零售商，我最近一直提倡。2006年银监会出台贷款公司这种新型机构，刚开始只是金融机构全资附属的，去年起能够由社会资金介入。2007年，尤努斯来的时候跟我说这种贷款公司是瘸腿的，行不通。但是，中国情况不一样，中国的存款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过多的小机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最后容易酿成系统性风险，合作基金会有惨痛的教训。所以，让一些机构不吸收存款，从别的机构批发资本金，可以更好的控制风险。
第四，监管方式创新。
我建议由地方政府承担一些与金融业务有关的机构的监督责任，与一行三会共同构成监管体系：在统一法规的前提下，凡是不涉及到公众存款和业务的，比如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等，交给地方政府管理；凡是涉及公众资金的，必须由一行三会严格进行监管。
对于不吸收公众存款的，我讲讲贷款公司。贷款公司的风险主要是两个方面：当放贷资金不够时，贷款公司可能变相吸收存款，这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最担心的；因其从金融机构批发资金，如果管理不善就有可能拖累批发资金的金融机构。
怎样化解？我想提三个建议：
1.授权地方政府对贷款公司进行监管。监管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对股东进行教育让其承诺不变相吸存 (这次浙江建立小额贷款公司时，谁想投资都得上培训班，投资时有股东承诺书，承诺不会变相吸收存款，否则按刑法承担刑事责任)；打击变相吸存行为，因为公检法是地方为主，打击应该交给地方政府；依照刑法处置变相吸存引发的风险，而不是按照监管法规。因为一按照监管法规处置，又会引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是否要出钱的问题。
2.由批发者监督贷款公司运行的资金安全问题。谁批放款，谁就应该对自己的放款负责任。有的大银行已经开始去做这种批发业务了，应该在实践过程中探讨一套跟踪贷款零售商风险的方法。国开行引入欧洲复兴银行的技术之后与台州商业银行合作，技术是和资金一起走的，是先有贷款人员的培训，后面才有资金的跟进，还有后面的监督。
3.银行监管者要对资金批发行的资质和批发资金比例做出限制，防止风险传递。
第五，需要政策扶持环境。包括三个方面：
1.健全担保体制和政府贴息制度。因为中小企业和微小企业的风险比较高，既需要社会的商业担保机构，也需要政府的支持。
2.要建立正向激励的引导机制。我希望未来中国信贷市场应该是三级牌照制度，这个思想来自于香港银行立法——香港有放债人条例，是警署管的，需到警署备案；再往上有接受存款公司和有限持牌公司，都是吸收大额存款，发放贷款(国际上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就是金融公司，我们翻译成财务公司，本身吸收大额存款，或者是到市场发债，或者是从金融机构批发资金，然后放小的贷款，比如汽车分期付款等)；再往上，是全牌照银行，也就是商业银行。香港对商业银行有非常严格的监管，1975年规定，要申请银行牌照，除了资本金要远远高于有限持牌银行之外，必须有有限持牌银行十年的经历。就是说你必须先学会放款，然后才能玩别人的钱。
我常说，玩自己的钱给他自由，玩别人的钱要对他监管。有限持牌银行就是玩有钱人的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
去年银监会和人民银行发布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规定当中有一条，就是办得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将来可以变成村镇银行。但到后来，人们发现如果要变成村镇银行，就要把控制权交给银行，村镇银行的条件就是银行控股20%以上。这使得民间资本介入到小额贷款公司的积极性降低。
按照这样的想法，我们能不能建立正向的激励机制：未来五年，如果小额贷款公司干的好，可以再往上升成金融公司，金融公司再干好了，将来让它办社区银行？如果能设立这样一个正向激励的机制，就可以把很多想介入金融的民间资本规范起来。有些民间资本宁可搞民间融资，而不愿意浮出水面，是因为他看不到前途。如果有一个美好的前途摆在他的面前，我想很多人都会去努力做好人。
3.希望能够建立普惠的税收引导政策。财政部最近在研究发放五万元以下的农户贷款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涉农贷款增长到一定比例以后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应该给到这些为微小企业、为个体工商户和农户服务的贷款公司当中去，用普惠金融的税收政策，引导大家解决社会的这些问题。
给人一次融资的机会，就给了他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金融危机之下，既要认真的总结高端金融给金融业所带来的创伤，也要研究低端金融，为广大的低收入人群改变自己的命运、缩小城乡差别作出我们的努力。
（注：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本文为作者在2009“中国金融40人论坛”年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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