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25－27日，惠州市委市政府和广东社会科学院在惠州举行了“惠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研讨会”。这是一个高层次的、对惠州发展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还特邀了著名专家、院士、博导、教授、研究员……等三十多人。出席会议的还有国家、广东省及其他兄弟市的领导、香港特别行政区来宾、重点企业负责人、国际财团和咨询机构代表。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盛会。
我被邀请参加,并在会上作了题为《前战略·战略·后战略——临海工业与数码之城》的发言。
在准备这个发言时，为了在时间上说的准确些，我请柳锦江书记给了我关于惠州的历史资料。从中我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惠州行政区划多次调整。大一点的变动是1956年设惠阳专区，辖惠阳、博罗、增城、龙门、紫金、河源、连平、和平、龙川、海丰、陆丰11县。1956年设惠阳专区，除以上 11县外又增加东莞、宝安共13县。1958年从惠阳分出惠东县和惠州市（县级市），惠阳地区又增加一县一市。1979年将宝安县划出，成立深圳市。 1988年1月撤销惠阳地区，分别成立惠州、东莞、河源、汕尾4个地级市。我1989年2月第一次到惠州，参加“惠州发展战略研讨会”，就是担任惠州市长不久的、从东莞调来惠州的李近维接待我的。
那时候深圳这个新兴城市拔地而起，人们兴奋地说，这是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的现象。不少人还将之称为“深圳现象”，我也有同感。但当时也有人对深圳这样发展不无怀疑，认为国内投资深圳是“一哄而起”、“经济过热”、“消费早熟”，认为对外开放搞特区，是满清道台衙门昏聩无能，接受租界，丧失主权。说深圳除了国旗是红的之外其余全是白的了。把“深圳现象”这个人们本来用来赞扬的语言，变成贬义。那次我到惠州看到那里建设发展的势头很猛，惠州人精神十分旺盛，身有所感，就仿效“深圳现象”提出“惠州现象”。我想表明“深圳现象”不是孤立的存在。我提出的这个“惠州现象”受到惠州市领导的重视。惠州、深圳和广东省的传媒也进行了传播。
1991年9月，我又再度前往惠州。这次去的时候惠州的形势没有什么变化。那次在惠州停留的时间长，一同去的人也比较多。那时“反对经济过热”成为来自北京的方针。“惠州现象”也就不再有人提及了。
这次我来惠州，看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惠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课题组”提供给会议参加者的“主要内容综合汇报材料”和听了有关情况之后，我又有不少感触，我就想重提“惠州现象”，产生了写一篇《再论“惠州现象”》对它论述一番的念头。
当然这次提出的“惠州现象”，有几点是同15年前相似和相衔接的。那时和现在全市上下都热气腾腾，这很相似。例如，与壳牌化工公司合营的事，在我第一次到惠州时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不过现在的情况与16年前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在这15年中，惠州经历了包括“反对经济过热”在内的“治理调整”。这一段时期，与广西北海和海南省相比，惠州仍显得较热。但是在1991年，气氛毕竟与前两年不一样，外商在观望，干部怕“犯错误”，耽搁了一些时间，特别是房地产业损失较大。幸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惠州的热气又重新升起来了，广东省也确定惠州为全省重点开放和发展的地区之一。
2000年我第三次到惠州，形势开始变好。那次是为参加惠阳市十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讨会去的。
2004年这次再去，我看到惠州又有了一番新气象。大亚湾在2003年11月已经举行了中国海洋壳牌南海石化公司的建设项目的开工典礼。该项目总投资43亿美元，生产86万吨乙烯和230万吨化工原料，目前已完成投资总额50%以上，可望2005年建成投产。在惠城区规划建设总面积为3.69平方公里的数码工业园。该工业园已于2003年4月破土动工。这个新建的、几年后可达160亿产值的数码工业园将与原来的市数码工业园连成一片。在数码行业中，当然首先要讲到创办于1981年的TCL集团。它从小小的几百万元开始，1991年每年以平均42.65％的速度增长，到2003年全年营业收入达 394亿元。2003年TCL通过资本运作方式，收购了美国的GOVIDEO 公司，通过运用GOVIDEO 这一品牌尝试进入美国市场。2004年1月TCL与法国汤姆逊的全球彩电业务合作重组。这是国际金融界的一个要闻。
总之我15年后所说的“惠州现象”，与15年前所使用的语言虽然相同，但是从它的背景和内容来说，就有许多差异。而我参加这次会议又作了一些思考。我认为“惠州现象”的产生，是由其“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决定的。我在这里所说的“天时”指的不是春夏秋冬，不是风云雷电，而是我们的时代。当今时代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是电子信息时代、数码时代。我在这里所说的“地利”，指的是惠州有大亚湾这样的深水港，而且港湾有建厂的空间和土地，从而适宜发展临海工业。惠州又有邻近香港、深圳、广州的区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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