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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冬，是瑞士信贷的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于1998年加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主管亚洲区经济研究。此前曾任香港宝源证券高级经济分析师及中国研究部主管。他个人侧重于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同时兼顾亚洲区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连续多年入选权威业内杂志、美国《机构投资者》亚洲区优秀经济分析员排名榜。
　　他拥有美国犹他大学博士、经济学硕士学位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学士，曾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4年中国宏观调控作出过前瞻性分析和预警，曾于中国、美国及日本任职。　　中国经济的确需要重新平衡出口与内需，需要通过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力来改善效率。
　　但产业升级如果操之过急，便可能造成产业空洞。一旦广东制造业出现问题，
相信广州、深圳的房价必然受压。
　　产业空心化，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令人色变的词组。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等经济体由于生产线外移，相继走过了一段痛苦甚至绝望的路程。增长萎缩、就业下降、内需不景，经济被迫在转型中调整。
　　内地人士对产业空心化体会不深，如果想知道其危害，请到台湾高雄去一趟。高雄曾是世界第五大港口，台湾的重化工业重镇，曾经有过歌舞升平的黄金时期。但今天的高雄是一个悲情城市，随着工业企业的移出，失业率接近20%，也没有像样的支柱产业，昔日的繁荣和辉煌早已远去。
　　产业空心化症状，已在广东省出现。笔者预言，广东1/3的出口企业会在今后三年内倒闭或转型，而广东省的口占全国总出口近30%，广东出口产业的萎缩，无论对华南经济还是全国出口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无论对中国的就业还是全世界的消费品价格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4月初，笔者曾驱车路过东莞，虽然并未刻意选择路线，但15分钟的车程中，竟发现5家企业在结业，员工排着长队领取遣散费。事件发生的高频率令笔者震惊，东莞进入产业衰退看来难以避免。
　　在过去的三年中，制造业农民工的工资几乎翻了一倍，人民币升值近20%，原材料价格暴涨，出口退税基本消失，环保标准开始成为硬指标。今年初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更成为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劳动合同法》立意良好，改善劳工权益也无可厚非，以法律武器帮助劣势群体更是社会公义的体现，然而，其推出的时机或许并不十分恰当。出口业内受成本压力、外有次贷危机冲击，在百般困苦中成本又升。对于境外投资者而言，更大的担忧还是劳资纠纷的上升。中国吸引外资的最大原因，其实不是工资便宜，世界上比中国工资更低的国家不少，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劳工环境、政策优惠却不多见。
　　根据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的问卷调查，从事制造业的外资企业中，20%有明确的计划至少将部分生产线外移。其中1/3会移往内陆省份，1/3移出中国，最后1/3干脆选择关门停业。实际情况可能比问卷结果更差。
　　为什么广东成为产业空心化的重灾区？这与当地的出口外向型、外资主导型经济有关。这里的制造企业利润率较低，更容易受到成本上涨的冲击。同时必须看到，广东省最近在产业升级上动作很大，对不符要求的企业祭出了近乎扫地出门的政策限制。产业升级与产业空心化，其实只有一步之遥。破旧容易立新难，笔者目前还看不到东莞成为高科技中心的希望。在人才、体制、知识产权的三重困难下，也许经济转型比自信心爆棚的官员们的预期来得要慢，而且更痛苦。广东新近推出的“ 工资倍增”计划，表明地方官员对产业空心化的危害认识不足，对产业升级的成效或许过于乐观。
　　广东与高雄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就业市场的二重性。本地居民极少在工厂打工，世界加工厂是建立在外来民工之上的。当出口业步入衰退时，首先失业的是外来流动人口，本地就业压力不会像高雄那么突出。然而，广东省的核心竞争力来自制造业（尤其是出口制造业），制造业不景，服务业必受影响。深圳港口流量的下滑，东莞酒店餐饮业的萧条，便是制造、服务业唇齿关系的写照。
　　一旦广东制造业出现问题，笔者相信广州、深圳的房价必然受压。目前广东的房地产市场遭受全国性的政策影响，购房者持观望态度。其实广东还面临着深层次的产业调整问题，在新的增长动力出现之前，相信广东房价仍会持续回落，其回落幅度也将高于国内其他省市。
　　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国力日渐增强，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成本上升无可避免，人民币汇率上升也应是一个长期趋势。刻意压低工人工资，人为拉低能源、原材料价格，这种以牺牲国内居民福祉来维护出口高速增长、补贴全世界消费者的做法并不可取。中国经济的确需要重新平衡出口与内需，需要通过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力来改善经济效率。这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然阶段。但是，欲速则不达。破很容易，立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