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背景
在8月3日举行的第10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上，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报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监测》中提到，经测算，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已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
此报告是今年6月刊发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上的论文，作者是杨宜勇和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谭永生。“民族复兴”可否精确测算，成为了舆论焦点。有人认为，这一研究从概念到方法都十分可笑。也有学者质疑复兴进程从2005年的46%到2010年的62%，提升太快。一时间，很多网友套用“62%”来调侃，例如：“我的胃疼好了62%”。
昨天，杨宜勇和谭永生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解释62%的“复兴进程”。
监测，是为了更好地监督
新京报：为什么要研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杨宜勇：我们原先也看到了其他机构的一些研究成果，比如对“总体小康”的研究，但那些是自己国家跟自己国家比。我们就想，党提出到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肯定也是应该监测的，而且这种监测，不仅仅应跟自己比，更多的是跟别人比。也就是：如果中国比大多数国家强了，那中国就复兴了。
我们做的这项研究就是：在世界的范围内，用开放的心态来观察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我们是观察者。监测，是为了更好地监督。
新京报：你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监测？
杨宜勇：是的。毛泽东曾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概括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1848—1949）；第二阶段是发展经济，使国家富强起来，实现复兴。毛泽东预计，完成这一任务也需要100年的时间。从1949年算起，到2049年刚好是100年。
毛泽东提出这一目标后，党的十三大、十六大和十七大上，党的领导人都进一步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党提出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具体的工作目标。既然是工作目标，就要可监测、可测量，否则那有什么意思？如果不可测量，怎么知道目标是不是实现了？
新京报：还有哪些我们常提的宏观概念可以监测和测量？
杨宜勇：像“解放”、 “社会主义”，这些概念都是可以监测和测量的，不测量怎么证明你的优越性？如果不能测量，就有可能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怎么说都行。
新京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量化吗？
杨宜勇：我觉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是一个工作目标的话，就是可以量化的。即便不能完全量化，也可以大部分量化。
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量变是质变的前提。量变就要有定量的分析，量和质是不矛盾的，不能说定性的东西就不能定量。
新京报：这种“量化”科学吗？
杨宜勇：什么是科学？我认为就是要可报告，可监测，可核查。
如果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偏意识形态，是不可测量的，这种说法科学吗？物理学早年也说是不可测量的，但是后来，不可测量变成了“测不准”，可以通过条件的限制，把测不准的东西缩小到可测定的范围。
复兴增幅大，因为经济增长快
新京报：具体到你们的研究，复兴进程是如何测量的？
谭永生：大多数人看来，“民族复兴”是很抽象的概念。我们想，既然要做一个指数，就要有依据来进行衡量，要选择那些能代表民族复兴的依据。
我们把复兴进程分解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国民素质、科技创新、资源环境、国际影响6个指标。
然后经过讨论，确定大家都比较认可的指标。这一指标，既要客观，又要有可比性。最重要的是，必须可以量化。我们有详细的列表，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新京报：除了这６个复兴指数，是否还有其他指标也应作为复兴依据？
谭永生：如果谁认为另外一个指标更合适，可以和我们争论。但目前还没人和我们争论。
新京报：你们研究的数据的来源是什么？
谭永生：有些数据是国家统计局会公布的，还有一些，是国际上公布的，是相对比较认可的。
从这个指标设计，数据的采集、计算，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比较严谨的。
新京报：我注意到，2005年复兴实现的程度只有46.4%，2010年就达到62％，为什么增幅这么大？
杨宜勇：我们本着科学的态度，研究的各项指标都没变。增长幅度大，是因为十一五期间经济增长比较快。
新京报：62%这个数字，是不是意味着“复兴”已经及格了？
杨宜勇：实现复兴，就是要达到或超过100%。
我们测算这个数字，是看离实现目标还有多远，而不是说62%就及格了，或者说“复兴”基本实现了。这就好比说100摄氏度是水开的温度，而99摄氏度就不是。
新京报：这个数字对普通老百姓意味着什么？
杨宜勇：普通老百姓凭自己的感受可能不太认可我们的数据。比如说收入分配这一指标，官方公布的平均工资增长了，但这是个平均数，75%的人收入在平均线以下，所以他对平均数不认可。同样的，62%这个数字，是国家群体的一个平均数，个人可能无法感受到宏观的情况。
研究没有花国家的钱
新京报：这是你们第一次做这方面的研究吗？
杨宜勇：不是。我们第一次发表论文是在2007年，那个时候算出来2005年的复兴数据是46%，别人都说低啊。
但现在，我们的研究数据显示复兴进程实现了62%了，大家又都说高。
新京报：这个研究会不会影响有关部门下一步的举措？
杨宜勇：我们把研究成果拿出来，别人参不参考，从什么角度参考，那是别人的事情。
新京报：这个课题是研究所在做还是你们的个人行为？花了多少钱？
杨宜勇：这不是研究所的课题，全凭我们俩的兴趣爱好。2007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到中国研究“2049年的中国”。人家一个外国人，都关心2049年的中国，我们为什么不关心呢？
这个研究花费的主要是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没有什么其他的成本，也没有花费科研经费。这个都可以去检索，也可以去财政部门问。
新京报：这个研究有没有给你工作上造成什么影响？有没有领导过问？
杨宜勇：没有，因为这是我们个人的论文，个人的观点。
新京报：这个研究还会继续吗？
杨宜勇：当然会。
新京报：接下来，复兴进程的数据会多久公布一次？
杨宜勇：这个公布周期，现在也没想好。最初想，伟大复兴将近50年的时间，5年公布一次，大概比较合适。
批评是别人的权利
新京报：你看到网上关于“62%”的议论了吗？
杨宜勇：3日上午我发完言就走了，这两天一直在参加别的会议。不过有人发短信告诉我，我的发言引起了网上热议。
新京报：不少人在批评甚至在调侃这个62%，你怎么看这些调侃？
杨宜勇：我觉得很正常。因为现在是民主社会，因为网上什么人都有，都有自己的立场和眼界，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
新京报：你接受这些批评吗？
杨宜勇：我发表自己的观点，是我的权利；他发表批评的观点，那是他的权利。但是如果有人白纸黑字说我们拿了国家的项目，拿了钱，那就是污蔑，我们可以去法院告他。
新京报：你认为网上的舆论曲解了你本来的意思吗？
杨宜勇：《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及其监测》本来是一篇论文，发表在6月份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上，是我和谭永生一起写的。
作为一篇学术性论文，它是写给少数人看的，写给专业人士看的。我觉得对话还是需要有个共同的平台，不能说从abc说起。
□新京报记者 宋识径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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