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香港、内地往来日趋频繁，涉及两地的贪污问题备受关注。香港廉政公署表示，两地“个案协查计划”自上世纪80年代启动至今，一直运作良好，合作日趋深入增多，为跨境调查取证提供保障，让香港不再是内地贪官的避难所。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个案协查计划”实行20多年来，内容、形式上都没有太大变化，手续繁琐、耗时冗长、取证难度大，令不少内地查案人员转用其他渠道跨境取证。而在追讨赃款、追捕嫌犯方面，两地之间仍缺少法律层面的协议规范，反贪合作还需更上一层楼。
今年7月，广东省高院对原深圳市龙岗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钟新明受贿案做出终审裁定，以受贿罪判处钟新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这起受贿案中，钟新明的主要受贿行为都发生在香港，涉及金额高达3300万港元。由于案情复杂，又涉及粤港两地反贪部门协同办案，此案能否顺利侦破，一度引发高度关注。
深圳市检察院表示，经过大量沟通协调，在香港廉署的协助下，检察院从香港的银行、证券中介、房地产中介及涉案证人处，获得数百份认定钟新明受贿的关键材料。
两地协查机制不断深化
2008年以来，粤港双方相互协查跨境案件达150宗
香港廉署表示，两地协查机制自启动以来，合作规模、合作深度不断扩大。1988年两地协查的案件仅有6宗，2003年已升至106宗，双方至今已会见了1300多名证人。2011年，廉署人员曾到访内地20次，会见48名证人；内地人员则到港7次，会见7名证人。
据了解，自从2008年以来，粤港双方相互协查跨境案件达150宗，其中包括多起重大贪污案件。在钟新明案中，整个调查取证工作历时4个月，深圳市检察院的外协小组共前往香港11次，获取大量重要证据。
其实，香港廉署与内地反贪机构合作查案，最早可以追溯到1987年。廉署当时因调查案件首次与内地有关部门接触，寻求协助。这一次合作令双方都认识到，有需要在打击贪污罪行上合作。
1988年，香港廉署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签订“个案协查协议”，廉署执行处与内地检察机关的反贪部门合作，在跨司法区的贪污调查中互相协助，在贪污案件证人同意的情况下，安排双方人员在对方境内会见证人。
2000年，随着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参与，“个案协查计划”效力扩展至广东省以外的贪污个案调查。香港廉署与内地检察机关的合作，随后也逐渐发展至安排证人跨境出庭作证。
协查机制效率待提高
内地查案人员赴港查案，平均需时3个月左右
深圳市检察院表示，两地协查机制给跨司法区取证带来便利和保障，但由于涉及不同的法律体系、司法原则、司法运作程序，必须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这样程序繁多、过程复杂、耗时漫长的调查程序，给查案带来不小的挑战。
以钟新明受贿案为例，要启动“个案协查计划”，深圳市检察院必须先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由广东省检察院与香港廉署协商安排。廉署接到协助调查的请求之后，会根据具体的调查内容，或赴各机构和企业调取资料，或查找联系相关证人，询问是否愿意与调查人员见面。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付华伶说，内地查案人员到香港查案，整个程序平均需时3个月左右，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港方设立的程序上。付教授认为，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跨境调查行动对居民权利的保护产生不良影响。
即便见到证人，取证难度也不小。深圳市检察院表示，到香港会见证人，内地办案人员必须遵守香港的法律法规，做到“入乡随俗”。而内地与港澳地区之间，在证据制度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办案人员取证时，会面临许多程序性的问题。
付华伶表示，在香港回归前，协查制度以“个案”形式避免了内地与香港在制度上的不同，行之有效。但香港回归后，协查制度的内容、形式都未有改进，效率有待提高。
反贪合作仍有空白地带
缺乏协查规范，境外追赃一直困难重重
钟新明案还凸显了另一个难题——如何境外追赃。深圳市检察院表示，内地有不少案件，赃款都流入境外，由于缺乏法律层面的追缴赃款的协查规范，境外追赃工作一直困难重重。
钟新明的受贿赃款大部分在香港。尽管香港廉署表示，根据香港法律，可以在香港以洗钱罪名起诉，通过香港法庭判决后，收缴财产，但这些刑事诉讼程序需时长，内地法院如果在追赃前判决，量刑时就无法考虑被告人退赃的情节；如果等到赃款收缴后再判决，则会超过办案的法定时限。
香港大学比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总监杨艾文表示，两地个案协查计划启动至今，有不少发展，但从内容上来讲，仅限于会见证人、跨境作证，在反贪追赃、追捕嫌犯方面的效用十分有限，反贪合作仍有空白地带需要填补。
“在缉拿嫌犯方面，两地至今没有正式协定，令一些逃犯逍遥法外。在追赃方面，仅在反毒领域，香港的法庭会接受内地法庭判决，下令充公赃款。而要在反贪案件中追赃，内地部门必须寻求香港廉署帮助，廉署只能以洗黑钱的罪名起诉有关人士追赃。”杨艾文表示，如果在追赃方面两地也能有在法定基础上的司法合作，就会方便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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