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垃圾分类可执行标准并不明确,居民垃圾分类知识普及不足
□多头管理,垃圾分类试点进展搁置,资金政策瓶颈限制企业进一步壮大
□专家献策,罚款并不能解决垃圾困局,当前最需要的是奖励和执行标准
垃圾不分类要罚款50元?!近日出台的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引起轩然大波。然而,“一纸罚款条例”背后却是垃圾分类标准尚未出台、分类试点进展搁置的尴尬。
业内人士和市民质疑,在相关分类执行标准未能出台的情况下,让老百姓如何执行垃圾分类?如此贸然出台罚款标准是否妥当?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由于政策、资金和技术等诸多原因,广州垃圾分类的多个试点项目纷纷搁置,普遍缺乏可以推广的可行模式。
垃圾“矿山”的开发却远比想象中困难,当初信誓旦旦进军垃圾分类回收行业的中创沃德公司,投产一个月就宣布倒闭；嘉博文公司将业务局限在泔水等厨余垃圾的处理；从业较久的广州分类得公司也遇到了诸多发展瓶颈。
企业缺少资金,政府多头管理,居民垃圾分类程度不足,垃圾处理能力有限,众多问题困扰着广州垃圾分类回收。
资金链断裂压垮分类试点
“我们做的是保洁员的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洁费,资金紧张可想而知。”
中创沃德公司在番禺区海龙湾小区搞的垃圾分类试点如今几成传说。
去年7月,在成为垃圾分类示范点仅一个月后,这家垃圾分类试点公司就因缺乏资金、垃圾分类困难等问题黯然夭折。
“垃圾分类不能只作为一项绿色环保事业,我们预想政府会大力支持的局面一直没有出现,”中创沃德公司总经理段德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还是要有一定收益才能生存,不能让我们一直投钱进去却看不到回报。”
段德连总结自己失败经验时着重分析了资金问题:“我们做的是保洁员的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保洁费,资金紧张可想而知。”
据段德连介绍,创办公司时,他筹集了200多万元的资金,但前期厂房机器等花费巨大,“又没有形成正常的商业利润模式。”部分股东因此放弃了继续投资,资金链断裂使中创沃德举步维艰。
段德连惋惜地说,“如果政府给予我们一定额度的垃圾补贴,这项事业还是能够坚持下去的。”
与之相比,广州分类得公司似乎很风光。两年间,该公司注册资本从10万元升至500万元,目前拥有已有3个服务社区、8000多户家庭参与他们推广的家庭垃圾分类,成果是“每天回收再利用资源3吨,为社区居民增加月收入2.74万元”。
但是,企业发展所暴露的问题让总经理杨静山担忧不已。“资金压力越来越大,要在广州近郊建立30万吨的多功能城市垃圾处理示范基地,至少需要3000万元资金。”杨静山介绍,分类得公司现在还处于投资创业阶段,不但要回收社区垃圾,还要通过8字连锁便利店、社区服务来反馈收益。
另外,对于这些企业来说,还不得不面对“一笔没法进入预算的开销”。即如何处理电池、灯管等危险废物。通常情况下,这类废物必须交给有资质的单位处理,而且谁送去处理就要谁付款。
特殊行业政府如何介入?
“试点能做多大,必须看政府的相关扶植政策力度有多大。”
段德连表示,垃圾处理公司一直追求的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的平衡点。但广州市城管委分类处相关负责人却有不同的判断。“关键的问题不在资金,而是老百姓反对在自己家门口建厂。”他解释说,中创沃德在番禺区钟二工业区建厂时,采用大头金蝇处理垃圾的方式,就引起了当地人的厌恶和抵制。
“垃圾分类回收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长期的规划与实践,靠一时的冲动是很难取得成果的。”中山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分析。
位于广州燕岭路越秀区城市管理局车队内的北京嘉博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州试点显得非常低调,进门都要过两道门岗。
这家公司以处理城市餐厨垃圾为主,就是将地沟油、泔水等通过技术手段变成饲料、化肥等产品,进军广州后充分利用了政府资源。但同样因为餐厨垃圾易腐败、易滋生蚊虫等难题,进展非常缓慢。其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生产成本太高,资金链紧张。
比如说像泔水这类的东西,在不加任何处理的情况下通过“泔水黑市”运到农村去,每吨可以卖到1000元,利润可达到50%以上。但是嘉博文将其处理转换为蛋白饲料后,其成本却远远高于1000元。
为降低成本,嘉博文公司借助政府的力量,燕岭路试点所处理的厨余垃圾就都是来自于广州市机关单位食堂,“投产至今每天处理的量都不大。”嘉博文有关负责人梅耀武坦言,“至于试点能做多大,必须看政府的相关扶植政策力度有多大,我认为可以试行政府投资企业经营的模式。”
“垃圾处理是一个特殊行业,涉及公众利益、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具有公益性质,而企业化的运作最终追求是最大利润。”广州市城管委负责垃圾分类工作的副处长刘国柱此前在媒体上表示,对于无法给企业带来利润的垃圾,企业并没有动力去收集和处理,“破除困境还是需要政府介入。”
垃圾如何分类?市民搞不清楚
“没有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回收工作执行标准,是严重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让这些企业感到困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向公众普及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
广州市城管委发布的《广州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手册》中将城市生活垃圾分为:餐厨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有害垃圾等四类。
“垃圾分类的技术标准已经很成熟,问题主要在执行。”广州市城管委垃圾分类处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但杨静山却不这么认为,他指出:“这个垃圾分类概念是上世纪80年代物质不丰富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连环卫工人也分不清的区分方式,已经不合时宜。”
广州市越秀区五羊南社区一位保洁员说:“除了有害垃圾桶中放置着一些电池外,其他三个桶几乎是混用的,很多街坊都搞不清楚也懒得仔细区分,垃圾桶还是臭气熏天。”
“没有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回收工作执行标准,是严重阻碍其发展的因素。”中山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称,单纯的执行国标或各种标准混用,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
对此,垃圾分类企业另辟蹊径希望找出解决之道。“人们觉得垃圾臭,是因为里面混着食品垃圾,把食品垃圾分开,剩下的就不怎么臭了,也容易分拣了。”杨静山将这种直观的思路应用到实际,“我们告诉居民,把臭的放在一个桶里,不臭的放在另一个桶里,然后定期上门回收。”
可是这种以气味为分类标准的模式也有其弊端。广州越秀区东湖街中止了垃圾试验,原因就是垃圾处理机运行了3天就停工并被封存了。
街道负责人在媒体上透露,垃圾分类响应市民少,机器操作不熟练,该试验只能推后实施。附近垃圾压缩站工作人员也证实:“这些餐厨垃圾含有很多杂质,垃圾都是塑料袋装着运来,不可能逐一解开袋子,连袋放下去很容易就卡机,只能关掉。”
垃圾压缩站工作人员表示,“还是展示为主,这两台设备根本解决不了东湖街试点居民的厨余垃圾问题”。
段德连介绍,中创沃德公司的突然夭折也和垃圾分类不清有关。采用生物降解方法,就是让苍蝇将厨余垃圾“消化”成有机肥,该公司对居民扔出的垃圾的要求更细致,比如不要夹杂有油墨的报纸,贝壳类的厨余不要。“对于还没习惯垃圾分类的中国人来说,这个要求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城管委分类处负责人也认为:“如何教育广州600多万流动人口形成垃圾分类的习惯,是我们工作中最难克服的困难。”
简单的家庭垃圾分类并不难做,关键是要有一个整体的后续工程,这需要政策的支持和工序的配套。著名环保人士、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认为,“在现行条件下,大多数居民甚至不了解垃圾分类回收的基本原理,而政府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靠罚款促垃圾分类,本末倒置?
“处罚市民的做法无异于把垃圾围城的责任推给市民。”
“真正要市民参与垃圾分类,靠罚款完全是本末倒置,不仅不能罚款,现在更应该做的是出台鼓励政策。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处罚了。”杨静山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刚从台湾考察垃圾分类回来。
他认为,就像控烟条例的实行流于形式一样,罚款并不能解决垃圾分类的问题。目前亟需做的并不是针对群众的立法,反而是政府亟需制定可执行的分类操作标准和鼓励补贴政策。“如果制定垃圾分类奖励政策效果肯定会更好!”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认为,处罚市民的做法无异于把“垃圾围城”的责任推给市民,市民有责任,但政府也有责任,先期出台处罚条例是形式主义。
赵章元认同这一说法。他建议,对于企业应该给予政策支持、资金补贴、积极提倡鼓励。对于源头分类的公众,政府更应宣传、倡导、奖励。
“作为垃圾处理工作的主管部门,环卫局的工作职能目前尚未发生转变,还是单一的清理垃圾并非回收利用。”中山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称,“本质上,垃圾分类的真正推行需要一场体制改革。有关部门不能制定游戏规则,又参与游戏。”
他还举例介绍,垃圾分类回收工作的执行单位在公众宣传上的效果就还有没有体现出来,虽然随处可见各类垃圾分类回收桶,但回收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给人更多的印象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雷声大,雨点小。”
资料显示,当年全国8大城市的垃圾分类试点,不到两年已经几乎全部流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多头管理。
“小小垃圾上面管的衙门太多了,”知情人士透露,这些垃圾分类试点的主导部门是建设部,可制定政策的是发改委,具体管理资源回收产业链的却是商务部,而垃圾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又归环境部主管。“多个婆家的结果就是,垃圾分类处理这个新媳妇不知道该进哪个门。”
“可是有的时候,政府又管得太多。”业内人士透露,在垃圾回收上政府开放的力度还不够,垃圾管理还是掌握在城管委手里。
“垃圾分类必须要政府出面强制推行,仅靠企业和民众自发地参与远远不够!广州的垃圾处理缺的就是统筹。”赵章元坦言,“垃圾分类作为新兴行业,政府先主导,并对参与企业进行规范引导,可以有效促进这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南方日报记者胡念飞赵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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